一篇深得赞誉并推荐的好文章写作前后

2017-10-15 04:07

  《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48页“二十七”是为《合作社的工作》一文所写的“编者按语”。

  文中写道:“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

  “按语”一开头就赞赏“这文章写得很好”,接着指出“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实质上把《合作社的工作》一文作为典范,站在全国的高度、用肯定的语气号召“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按语”对执笔人也给了很高评价,指出“作者懂得党的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

  那么,提到的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写成的,作者是谁。带着这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笔者终于弄清了其大致脉络,现简述如下。

  为了指导全国合作社运动,1955年中央办公厅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是从全国各地的征稿中精选出来的关于组织农村合作社的经验文章,共176篇。对该书的出版极为重视,亲自挑选、亲自作序,而且还为104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语”。其中的《合作社的工作》为江西浮梁西进干部汪太昕所写。原题为《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合作社的工作》,发表在《贵州工作》上,后由贵州省委选送中央。阅后十分赞赏,在入编时亲自将题目改成《合作社的工作》,同时还为它写了300多字的“编者按语”。文章记述的是贵州省绥阳县委在试办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初级合作社过程中,依靠党支部作工作,发挥党、团员的带头作用,形成战斗堡垒的做法与经验。

  1954年春,绥阳县委魏炳芳,副马常贤亲自率领从县委办、组织部、宣传部及群团部门抽来的七八个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旺草区广大乡,试办初级合作社。汪太昕作为宣传部干事便是其中一员。

  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初级合作社很快建立起来了。接下来就是动员社员将田、地作股入社,按比例分红。这是继土地后又一次分配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它牵动着家家户户农民的心。当时大家思想斗争激烈而且复杂。有的人表示怀疑:入社分红,能分多少?有的人忧心忡忡,怕入社后减产减收。这些思想问题,如果不解决,合作社就建不起来,即使建起来了,也难巩固。县委及时召开了支部会和工作组人员会,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不能用简单的或者是单纯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更不能回避问题。要求党、团员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农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预算一家一户入社后的经济收入,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给大家讲“大河无水小河干”、“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提高农民的,增强大家热爱集体、跟着走社会主义道的决心和信心。最后,大家放下了包袱,高高兴兴地将土地入了社。

  从各部门抽调到工作组的人,除中心工作外,还要顾及部门业务。所以工作组基本上是“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不管哪个部门来的,下到基层接触到什么问题和情况都要收集起来,到工作组碰头时汇报。汪太昕是个性很强的人,他觉得这些情况非常重要,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对今后工作的开展一定大有好处。于是当大家汇报有关典型事例时,他均一一记录下来。有些不清楚的事例,他还要走访弄清。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他完成了《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合作社的工作》调查报告初稿。在修改过程中,汪太昕恰好看到了有家权威上登有一篇题为《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文章,深受,也增强了写好这篇文章的信心。稿子完成后,他用绥阳县委的竖行信笺复写了4份,先送了一份给县委宣传部,然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分别给《贵州工作》、《新黔日报》寄了一份,一份自己留存。

  送交县委宣传部的那篇被改得面目全非,仅作印发,未能引起重视。时隔不久,《贵州工作》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将稿酬寄到了县委宣传部,部里如数交给了汪太昕。

  《合作社的工作》一文能得到的赞誉,有两大缘由:一是合作社的建立需要榜样的力量。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委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提出加快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会议之后的10月,全国农村合作社数量陡增一倍,决定召开七届六中(扩大)全会,“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更快发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农村合作社的建立从试点到全国推广,其道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一线的典型与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合作社的工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观点,这正是所期待的。

  二是正文风的需要。早在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中,就例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党八股现象依然盛行。正如在按语中所说的那样:“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似的。”而《合作社的工作》一文行文朴实,说话中肯,文字流畅,自然得到的首肯。

  桃墅是全国知名的茶乡,它位于浮梁县北部与安徽省东至县交界处。这里是古代江西省与安徽省主要通道之一,是徽、饶两府经贸与文化的集结地。自唐代起,这里便是浮梁的重要茶市。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反映的就是这里的盛况。元、明两代,浮梁县在此设镇,与景德镇齐名。这里边贸活动十分活跃,仅茶号就有13家,店铺鳞次栉比,有“三街四弄二槽门”之规模,故又称“桃墅市”或“桃墅店”。

  桃墅是一个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地方。这里民风淳朴,街道齐整,名人辈出。仅宋代一朝,考取的文武进士就有数十人。南宋与宰相陈康伯共辅皇室的著名次相汪澈就出生在此。

  汪太昕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从事教育。1946年,18岁的汪太昕考上浮梁师范。1949年8月10日,汪太昕响应“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弃学从戎,报名参军,随二野部队西进,从事解放大西南的工作。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南支队第五大队。9月2日从浮梁出发,历时3个多月,行程数千里,12月8日,到达西进的终点——贵州省黔西县城。到达黔西县城后,汪太昕和战友们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接收工作。他当过县委宣传部干事、中学校长、科(局)长,后调入遵委机关工作。1990年光荣离休。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汪太昕从小就喜欢诗词与书法,入黔后,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书法和传统诗词。在创作实践与新理论方面,兼容并蓄,大胆创新,创作出多幅具有较高艺术研究价值的书法作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曾多次获国家、省级金、银和优秀,作品人编《中国书法电视大赛精品集》、《国书画艺术宝鉴》、《全国优秀书画艺术家精品大观》及《中华当代中老年书画作品集锦》。他的诗词作品入编30多种专集、大典。传略入编《世界名人录》及《世界美术书法家世纪末成就大典》。他获得过多种荣誉称号:“优秀中华文艺家”、“桂冠诗词艺术家”、“德艺双馨国学家”。他现在仍是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老年书研会、贵州省遵义市诗词学会会员,绥阳诗词联学会、绥阳老年书研会、绥阳老年大学名誉会长。虽年近耄耋,仍然不倦地创作。